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同时又强调“三大法宝”的核心是党的建设。党史研究者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历程等相关课题的研究与讨论，而组织建设问题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个人或地方力量进行与组织建设相关的资料整理与编纂工作陆续开展，但是一般都是涉及范围比较零散的搜集或整理，并没有全党范围内的资料清理与盘点。
1983年，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王健英教授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出版。该书涉及到几万个党组织和几十万个人名，其丰富程度无疑是给当时的党史学界和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带来极大震撼，在受到赞誉的同时，也收到了关于体例、内容等众多修订意见。与此同时，关于该书的讨论也引发了学界希望由党中央整合全国党史研究力量编纂一套全面、系统、准确的组织史资料的呼声。次年，王健英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信，提到“编写这种全党组织史方面材料，是极其严肃、影响深远的工作”，并希望总书记“对内容、体例，如何编写、修改，给予指示”，胡耀邦在收到书信后即批示：“这本东西我留下了，慢慢翻，现在提不出什么意见。我们整理各种史料的工作作得太差，这些年有进步，但还不全面和真实，我意应要求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注意”。
1984年3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根据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关于“要重视党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的指示，经过认真研究，于7月正式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方案》。在1984年12月第三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三部门正式下达了关于征集、整理、编纂中共组织史资料的任务。1986年3月，三部门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上，由“中征委”牵头成立中央编纂领导小组和中央编辑组，以更为有效地领导全国的相关工作，并提出了“广征、核准、精编”（随后增加“严审”）的指导方针，“统一规划，中央、省、地、县四级负责”的编纂原则。还明确了“除中央编纂党的组织史资料外，省、地、县三级也要编纂，以形成从中央到县的一套完整系统的党的组织史资料” 。编纂资料的时间范围从1921年7月党的创建或该地区建党开始，至1987年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止。编纂的资料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1、有关文件、决议和党章等文献部分；
2、中央及中央派出机关的组织机构沿革及其领导成员人名录；
3、党员、干部基本情况统计部分；
4、中央、省、地、县四级本级党组织所办党报、名称、起讫年月、主要负责人等（5）。
从1984年12月第3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正式下达征集、整理、编纂组织史资料的任务，到2000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的出版，延续１５之久的中共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基本结束，中央、省、地、县四级共编纂《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３０６７部，总字数逾１５亿字。
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延续时间之长，动用人力之多，重视程度之深以及最终形成的学术成果之丰硕，篇幅之巨大，无论从哪一角度衡量，均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历史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具体内容来看，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特点：
中央和地方各级编纂部门在整个过程之中投入巨大精力，在“广征、核准、精编、严审”的指导方针下，从内容范围方面看，基本做到了应征尽征，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核准，判定真实性。在编纂领导人名录中，如果查有实据属于叛徒、特务等坏分子必须标注，对其他刑事犯罪分子、脱党或开除党籍的人也必须说明。从编纂范围方面看，全国从中央到省、地、县的组织史资料形成一个整体，统一规划，分级负责；从涉及机构方面看，各级地方直接由各级组织部牵头，组织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档案局（馆）紧密配合。“据粗略统计，全国先后从事过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的专职人员有2万多人，兼职人员有8万多人”。“据23个省、区、市不完全统计，共查阅历史文献和干部档案736万多卷，走访老同志170万人次，发出调查信函119万封，开座谈会近4万次，征集的资料约百亿字。全国各级编辑组织普遍建立了资料依据、文献索引等方面的档案卡片，做了大量艰巨细致的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
依照编纂档案，建国前的党员及干部情况，以各级本身所存档案为主进行核实整理，如实上报编纂，同时还要求各级在编纂时“应努力做到史料可靠，眉目清楚，言简意赅，段落分明，语法通顺，标点正确，重要情节不得遗漏”，并特别强调“人名要求不得有一个错字”，至于近代尤其是当创建早期常见的人物别名、化名现象，指导部门提出“统一用常见的或者解放后的正名，必要时括号内注明别名”。至于记述的详略程度，则主张“前期宜详，后期宜略”，后期，指导部门又补充下发了多次意见，对人物政治情况注释、统计图表等很具体的问题也都作了具体的说明与指示。
自1984年7月征集、整理和编纂方案初版发布后，根据各地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与建议，1986年5月发布征集、整理和编纂修订方案与报送材料说明，此后随着各地整理工作的不断深入，更多的问题，相关的规范等文件亦逐步完善，整个历程可从1986年至1989年数年间的历次编辑工作简报当中窥见，前后对编纂体例、收录范围、工作进度、文字叙述及图表、人物政治情况、甚至针对编辑技术处理、印刷出版等细节问题都做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因此最终出版的数千册图书在体例规制方面基本一致，组织机构沿革及领导人名录部分采用“分期划块，纵横结合”的编纂体例。
正是基于以上的范围广、准确度高、结构精整等特点，笔者提出可以基于此提炼元数据进行量化研究的想法。
关于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历来备受研究者重视，也产生了不少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以上仅列举部分关于组织建设的几个重要研究方向，但是就上文提到的组织史资料而言，该资料的利用情况还不够充分，笔者认为主要缘于以下两点：